1930年，在上海的一个灶披间，油印机的滚筒在棉被遮掩下悄然转动，蜡纸上刻印着最新一期《红旗日报》。窗外，巡捕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屋内的年轻人却镇定自若。因为他们早已在煤炉旁备好一锅热粥，一旦情况紧急，便会把蜡纸迅速投入沸腾的米汤中，化为无形。

这样的场景，在1927年至1937年间的上海屡见不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不仅是革命思想的策源地，还因特殊的政治环境成为红色出版的重要据点。借助于灵活多变的“文化游击战”体系与严密有效的组织体系，近代上海红色文化得以突破白色恐怖，以油墨为武器，以星火之势燎原。

从技术维度看，近代上海红色出版创造性地发展出一套“隐形印刷术”。

比如，通过发行“伪装本”，使革命刊物具备“合法”身份。为躲避反动当局对进步书刊的检查，《布尔塞维克》就曾伪装为国民党机关刊物《中央半月刊》出版。被发现之后，又从16开本缩小为32开本，伪装题名《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封面右上角书“小学校高年级用”，左下角标记“商务印书馆出版”。

又如，利用加密技术传递重要内容或信息，包括采用米汤、明矾水书写重要文件，将重要通知藏于《申报》广告栏中。1933年4月28日至30日，《申报》分类广告连续出现多则“钟表维修”广告。原来，这是我们党通过维修项目排列组合，向各级组织传递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的具体安排。其中，“精修瑞士怀表”代表工人集会，“修理座钟”代表学生活动。

从组织维度看，我们党在上海构建起一个覆盖撰稿、印刷、发行全链条的“影子网络”。

比如，将编辑部进行多重伪装?！逗炱烊毡ā妨偈北嗉吭柙诔嗯帕肥抑?，印刷设备藏于管风琴内部，运作时以琴声掩盖机器噪音。这一工作样式持续运作时间超过2年，共出版革命刊物57期。

又如，搭建精密发行网络。这套发行网络体系包含“细胞化报童小组”“动态路线系统”和“隐蔽交接技术”三个运作层级。报童将传单缝在内衣夹层，通过卖报、拾荒等行为掩护，以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为枢纽，每日变更6条预设路线，并借助霓虹灯信号调整方案。交接时采用纸飞机游戏、硬币找零等隐蔽方式，重要时刻以“意外摔跤”完成紧急转移。这套发行网络在高峰期拥有87个独立小组，实现了日均5000份革命材料的隐秘分发。

再如，1927年至1937年间，仅中央出版局在沪就建立了9个秘密印刷所。每月印刷《红旗日报》《布尔塞维克》等各类宣传品超过20万份，相当于当时上海合法报刊总发行量的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