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起，近代上海的一系列红色商业活动深刻诠释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红色商业萌芽——

近代上海具有独特的商业氛围：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使得民族商业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政治与管理格局的特殊性又为上海的革命活动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空间。在这样的夹缝中，上海红色商业努力找寻生存与发展的土壤。

早期的红色商业多以隐蔽形式存在，如书店、百货公司、印刷所等。这些看似普通的商业实体，为革命思想的传播、革命组织的运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创办于1923年的上海书店，是中共中央为突破宣传封锁专门拨款筹建的出版发行机构。书店表面经营书籍报刊，实则是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刊物的秘密发行机构和地下联络站。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刊物从这里流向全国，包括《共产党宣言》《向导》《中国青年》等。

1925年，中共中央派毛泽民到上海任中央出版社发行部经理，专门负责上海书店的秘密发行工作。经过不断摸索业务、积累经验、创新销售模式，书店的发展很快打开局面，在国内外建立起庞大的销售发行网络。毛泽民到任一年，出版发行部盈利1.5万余元，既传播了先进思想，又为党组织筹措到了宝贵的活动经费。

上海书店开业广告

上海书店门店

红色商业发展——

在“提倡国货、抵制洋货”运动中，近代上海涌现出一大批民族资本商业机构和团体组织。1911年底，由上海绪纶公所等10个团体发起成立中华国货维持会。到1915年，有49家国货厂商、629位个人会员加入。

中国国货公司创建于1933年，公司创始人李康年对外宣称“不问政治”，却满怀爱国情怀，积极掩护和资助进步职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出入苏北解放区等各项活动。

上海作为港口城市，便利的航运和物流网络为红色商业的物资流通提供了很大助力?？拐绞逼?，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实际控制或者团结影响部分航运公司，逐渐构筑起联通江河的地下交通线，将药品、武器、电讯器材等物资秘密运往根据地。

以中华物产公司为掩护，地下党员盛慕莱表面上与日伪海军上海办事处主任称兄道弟，暗地里却开辟了一条从上海直达苏南的地下运输线，源源不断地为根据地输送手摇电台、无缝钢管等紧缺物资。谭震林称赞盛慕莱是“反经济封锁斗争的尖兵”。此外，盛慕莱还协助新四军从水路运去1500多名新兵。

红色商人贡献——

在近代上海红色商业发展史上，红色商人的贡献作用不容小觑。他们或是革命者化身商人，或是商人倾向革命。

先看革命者化身商人：1933年，杨延修、卢绪章等人合伙创办广大华行。一方面，为搜集情报和党的高级干部往来提供方便；另一方面，为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等提供物资和经费。卢绪章、杨延修和战友们一道运筹帷幄，积极开展经济合作与统战工作，使广大华行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从上海到全国、从中国到海外的商贸网络。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地下党人手中握着的不是“枪杆子”，而是党的“钱袋子”。杨延修、卢绪章一直没有忘记周恩来的嘱托：你们的工作就等于战场上一个师，要当好这个“资本家”，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再看商人倾向革命：1934年，盛丕华与上海工商界、知识界的有志之士发起成立“中社”，经常组织学术讲座等活动，并出版社刊《新社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抨击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战政策。全面抗战爆发后，盛丕华积极动员家眷捐赠金银饰物、支援抗战，后又开设红棉酒家，成为进步民主人士的活动据点。

红色商人突破“利在术数”的传统商人形象，将利润转化为革命资源，熔铸了民族气节，重构了商业伦理。他们遵循市场规律完成资本积累，又突破利润原则服务政治理想的辩证关系，创造了市场效率与政治正义兼容的范本。对红色商人的书写，是对“商以载道”的致敬。

红色商业特质——

红色商业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特征，是其区别于普通商业的本质所在。无论是早期的思想传播，还是后期的物资筹措，红色商业活动都带有明确的革命指向，与实际需求紧密结合。

比如，由中共领导的多种形式的“合作社”“互助组”在上海工人群体中广泛开展，既改善了大家的生活条件，又增强了无产阶级的组织性、斗争性；党组织通过各类协会团结上海职工、?；す诶妫昧嗣裥?。政治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使得红色商业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得以扎根生长。

红色商业还善于利用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为应对白色恐怖和经济封锁，往往采取“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模式。通过设立多家互不关联的商业实体，降低被敌人集中打击的风险。同时，注重对商业技术的掌握和创新。卢绪章在经营广大华行时，就熟练运用新式会计制度和公司管理制度，既提高了经营效率，又保障了组织安全。这些经验和技术，是红色商业存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通过红色商业活动，我们党与城市各阶层建立起广泛联系，扩大了社会基础。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南方局经济组，通过建立复杂的商业网络，为在国统区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经济后盾。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红色商业在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许多中共地下组织经营的商业机构，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与政权巩固作好了干部、物资等储备。